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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烽火·大同会与蒙古骑兵团(下)

日期:2011-08-31 12:00

    1950年,在国庆一周年之际,我团荣幸地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在接受检阅的时刻,我团组成白马团。白马团为骑兵部队的先导团,银白色的骏马,整齐的方阵,军马奔蹄,战士威武,博得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国际友人、首都各界群众的热烈掌声和赞扬。
    支持、帮助和领导郭前旗大同会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刘健民同志讲过:“1944年,我以协和会会员身份先后到新庙,后来又到吉拉吐血和会做会计工作。在这里先是深入到朝鲜族群众中去,并同一些蒙古族知识青年接触谈心。我就逐渐地认识了高万宝扎布、拉西道尔吉(孙殿忠)、胡里陶皋等蒙古族青年。他们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族的兴衰存亡。我曾向他们介绍国际法西斯斗争形势,提出日本即将垮台,我们怎么办和走什么路的问题,旨在让他们关心国事。还和他们谈了‘双十二’的事变,国民党不抗日,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等问题。我还对他们讲了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讲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共产党将建立多民族一律平等的国家。他们尊重我,很相信我说的话。经过酝酿,他们提出了建立大同会的主张,对此,我表示赞同。大同会建立后,我给他们的任务是,发展组织,掌握敌人动向,组织武装力量。上级党组织当时给我的任务是,就是开展革命工作。我当时的活动范围是在长岭、怀德、乾安、扶余、前郭旗一带。扶余是我的家乡,工作时间较长,没有问题;郭前旗大同会也是我主持下成立的。国民党占领长春后,他们的杂牌军到处乱窜,郭前旗为什么能保护下来,因为群众发动得好,基础牢靠,这是与大同会这个蒙古族进步青年组织有直接关系的。大同会成立后,我就调到长春去了,虽然再没有直接帮助他们工作,但一直联系,高万宝扎布冒着生命危险曾去长春市委汇报两次,并取得指导,长春市党工委通过赵东黎同志指导过大同会活动。后来我党派大批干部先后来到扶余、郭前旗工作,我担任吉长武装部队司令员,傅根深同志担任政治委员。由于我军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声誉,所以,有我支持大同会,在当时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这不论是对大同会,还是对整个郭前旗革命阵线,都是十分有利的。”
    郭锋同志在《郭尔罗斯烽烟录》的序言中写到:“我曾在郭前旗一带开辟工作,使我得以与蒙古族同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留在脑海里的蒙古族同胞的粗犷豪爽、勇敢热情的形象,始终是那样鲜明,令我留恋。就在这场风雨激荡的斗争初期,郭尔罗斯前旗有一批蒙古族进步青年迅速觉醒。他们远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就在我地下党的指导下,认真寻找民族解放、民族自治、民族振兴之路,尽管我们党在这一地区已有一定的基础,但在这种斗争中,我们不能坐‘救世主’,不能‘恩赐’,不能包办代替,要让他们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就是郭前旗‘大同会’会员所说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脚走在自己的路,用自己的双手建设自己的家乡。”
    第一人旗委书记王央公同志在他的《党的民族政策之歌——培养、依靠蒙古族干部开展工作》一文中提到:“我有事和‘大同会’的蒙古族青年商讨,一同共事开展工作。就跟高万宝扎布接触,后来又联系了孙殿忠、晓波、赵旭、厚和、包正全等。这些青年给我的印象是朝气蓬勃,要求进步,依靠共产党的心情迫切,能吃苦也很勇敢,都能干一番事业,已建立起来的郭前旗民主政府必须充实蒙古族青年新血液。高万宝扎布1946年是大同会成员中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第一个成为中共郭前旗旗委委员的,随后是厚和、晓波与1947年7月成为旗委委员的。”为了帮助郭前旗组建旗大队,王央公同志写信给黄克诚司令员,到齐齐哈尔领到了一部分枪支弹药,从而组建了一个旗大队。王央公同志说:“郭前旗的老百姓为支援我军三下江南,解放全中国,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与旗政府、区政府和大同会,自上而下协同作战的结果,也是党的民族政策贯彻落实的结果。”他还说:“我们培养了一批可信赖的蒙古族青年干部,像高万宝扎布、图拉古尔(晓波)、第一批蒙古族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和党的教育,很多人成长为中上层领导,他们有的调往内蒙古工作,有的留在郭前旗工作,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都成了我们干部队伍中的骨干。”
    郭前旗委第一任宣传部长周守成同志在他的《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一文中写道:“他们中的代表人高万宝扎布、拉西道尔吉及厚和、晓波等,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刘健民同志的统一下支持下,组建了进步的群众团体——大同会。又在嫩江第一纵队司令员夏尚志同志的启示下组建了近300人的郭前旗蒙古人民革命军。大同会及其所属的革命军与陈达利、蒋晓宇、达木林道尔吉等人的反动组织做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我党我军争夺并占领郭前旗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吉江省委,以王央公、南阶池同志为首组成了中共郭前旗委员会,接着成立了郭前旗人民政府。王央公同志给群众作工作,选育民主人士、蒙古族老知识分子乌勒吉布彦(汉名高明轩)为主席。他凭方便的工作环境与知识分子敏锐的观察力分析社会和国家的前途,受苏联革命和国内抗日战争的影响,使他逐渐产生了反满抗日、振兴民族的爱国意识,为此,王央公同志甘愿当副主席。王央公确信,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要团结这些人,掌握好党的民族政策,才能站稳脚跟。从此,乌勒吉布彦与王公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了郭前旗的工作。
    为了团结、依靠和发挥‘大同会’知识青年做蒙古族的工作,培养、提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各区的工作队都由‘大同会’派三至五名会员,担任副区长或副队长,晓波、包正全都担任过城关区、王府区的副区长,新庙区的副区长也是大同会会员蒙古族知识青年。”
 孙殿忠在《拨开迷雾见光明》一文中提到:“在学校期间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回乡后考察社会现状,思考人生价值,积极探索一条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解放蒙古民族的道路。”
    “为了解决大同会活动地点问题,他们找到伪旗公署教育科长乌勒吉布彦家,向他提出了要驻教育会馆的要求,乌勒吉布彦立即表示赞同。从此,进驻教育会馆的消息传出去,很多进步学生从四面八方都要求到这里同大家住在一起。主要倡导人高万宝扎布从新京(今长春)刘健民那里返回郭前旗后,带回了很多有关时局、战况的消息和民族解放的革命理论,这对于全体青年学生无疑是一种精神鼓舞。”
    “在谈到蒙古族知识青年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在迷茫中,是刘健民使我们开阔了视野。”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想组织蒙古青年革命同盟会,但刘健民认为:郭前旗是一个蒙汉等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组织单纯的蒙古青年同盟会很不合适,如果能有一个各民族团结的名称更好些。刘健民的提议很适合现实,对大家启示很大。陶特格琦说:“孙中山先生主张世界大同,就叫大同会吧。”就这样,这个具有世界大同意义的组织——大同会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孙殿忠同志在谈到蒙古人民革命军的诞生时说:“那是在1945年9月,大同会派出工作队分赴旗内各地招兵。南部有望吉乐、薛真扎布、吴迪等;西部有拉录、米吉、白彦、七宝等;北部有包正全、厚和等;中部有吴干、赵旭、白凤鸣等。在旗辖区内有高士哲、高玉宝、吴守庆、王国臣、王玉琢等人做接收新兵准备。做招兵工作的大同会会员大约有40多人。”
    按照事物发展的规,郭尔罗斯前旗大同会、蒙古人民革命军和蒙古骑兵团,在抗日战争末期以及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做出过英勇的斗争。它代表着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也体现蒙汉各族人民团结合作的风貌。
    历史是公正的。不管是郭前旗大同会、蒙古人民革命军,还是蒙古骑兵团都为家乡的解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过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业绩,铸就了光彩夺目的历史篇章。
    郭前旗大同会、蒙古人民革命军和蒙古骑兵团,以其浴血奋战的光辉战斗历程、熠熠生辉的业绩谱写了一曲壮烈的诗篇,以及报国救民、危难莫顾的情怀,跃马横刀、冲锋陷阵的精神镌刻了一幅英雄的画卷。同时也是净化人们灵魂、陶冶人们情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育人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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